除了做好本職工作，韋健每天還要給全國各地的同行支招（晚報 王浩然 現場圖片）

“您的信用卡欠費”，“猜猜我是誰”……看似一條條普通的銀行提醒短信、一通朋友間的玩笑電話，在騙子的精心設計下卻變得危機四伏。為了應對警方的連續打擊，騙子的騙術也如病毒不斷“進化”。

在上海警界有一個出了名的 “微胖界”人士，與電訊詐騙“纏斗”十多年，揭穿了幾乎所有版本的騙局要點，被警界譽為“反電訊詐騙專家”；他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時間出差在外，不是在跨省“識騙”的路上，就是在境外合作“斗騙”。

防與騙，進與退，這是一場貓與老鼠的“持久戰”。騙子為錢費盡心機，百姓上當傾家蕩產，這里更像是一個沒有硝煙的戰場。昨天，本報記者獨家專訪上海警方反電訊詐騙專家、上海市公安局刑偵總隊二支隊韋健，聽他講述騙與被騙的那點事兒。

案件特點

較量十多年，詐騙手段不斷進化

今年剛“四十不惑”的韋健，在全國警界已是出了名的 “老法師”。與電訊詐騙纏斗十幾年，成天與“騙”打交道。初次見面，體型微胖的韋健，戴著一副黑框眼鏡，笑起來有點憨厚，給人印象很討喜。雖然工作十分忙碌，但他眼中閃爍的狡黠還是讓人印象深刻。

“電訊詐騙不同于普通案件，它就像一棵大樹，案件分叉非常多，不同團伙有不同的劇本，查到最后又互相交錯盤結。隨著科技的發展，犯罪嫌疑人騙術的科技含量也越來越高，他們甚至從一開始就在想著怎么逃避打擊。十多年的較量，騙術不斷進化。 ”說起自己的老對手，韋健坦言，“有時，我們剛改變防范策略，騙子一旦沒得手，就會反思改進騙局。騙子盯著群眾口袋里的錢，被害者一旦上當大多傾家蕩產，在打擊防范電訊詐騙上，我們沒有退路。電訊詐騙案一刻不斷，我就不會停下自己的腳步。 ”作為反電訊詐騙專家，韋健經常出差在外。一年365天，他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時間不在上海。指著辦公桌對面的空位子，韋健告訴記者，同事出差已經2個多月了。

電訊詐騙最早于2000年前后出現在中國內地，韋健是首批從事此類案件偵破的刑警。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并不好做，他走過彎路，甚至被騙子牽著鼻子走。所以，現在只要能幫上忙，他都會不惜代價，把自己的寶貴經驗提供給同行們。

QQ“嘀嘀”響個不停，文件柜里滿是騙局檔案，手機座機鈴聲此起彼伏……采訪不時被打斷，原計劃1小時的采訪，足足花了2個小時完成。除了做好本職工作外，韋健還要給全市乃至全國各地的同行支招。他一邊與記者聊天，一邊在鍵盤上飛快地打字。

一旦被騙，對被害人是毀滅性打擊

行騙時，騙子留有手機號碼，還有銀行轉款賬號，為什么不能馬上抓到騙子呢？

面對記者的疑問，韋健直言不諱，犯罪嫌疑人與被害人沒有直接接觸，誘騙被害人上鉤的電話或短信，通常是用短信群發器群發、網絡電話撥打，成本只有幾角錢。與兩搶案件相比，電訊詐騙的危害更大。

“如今，隨著自我保護意識的加強，市民家中和身邊很少存放貴重物品，現金也不多，犯罪分子搶劫、搶奪得手的收益并不高。可是，電訊詐騙卻完全不同，不法分子瞄準的是群眾的銀行積蓄，那是很多人的一家一當，甚至是很多受害人的養老錢。一旦被騙，對被害人家庭是毀滅性打擊。”韋健說。

“電訊詐騙環節很多，偵破起來有一定難度。”韋健解釋說， “從幕后老板到打電話發短信，再到提取現金，不同犯罪環節涉及不同的行業，如網絡、通訊、銀行等部門。偵查員必須精通網絡、通訊、銀行等領域的知識，無形中增加了破案難度。更甚者，近年來出現不同環節分散在各地實施犯罪的傾向，且都是往境外轉移，給跨境打擊設置了很多障礙。”

“不同國家、不同區域間，通訊、銀行、網絡等行業的規則有所不同，犯罪分子利用這些壁壘，達到逃避打擊的目的。”讓韋健記憶猶新的是，兩年前，他在東南亞某國與當地警方聯合辦案，沒想到不法分子租借的是當地中心城區的豪華獨立別墅區。 “如果訪客不開皇冠3.0或是帕薩特，肯定進不去小區的，因為在保安眼里，你跟里面的人根本不是同一個層次的。”

“我曾走訪過很多被害人，說起被騙的經歷，他們痛不欲生。明明看到來電號碼是境內的，可追查之下，線索都指向境外。不同國家之間的法律體系不同、司法制度不同、工作方式也不同，不法分子利用這些壁壘，將境外長途偽裝成國內來電，有的網絡電話的服務器也在境外，這給破案設置了很多障礙。”韋健坦言，偵破電訊詐騙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團伙分工明確，形成行騙“產業鏈”

十多年的纏斗經驗，讓韋健清醒地意識到，電訊詐騙犯罪已形成一種多環節的“產業鏈”，打擊防范不進則退。

“電訊詐騙團伙，除了幕后老板外，通常還有短信電話組和資金監控組。前者根據事先策劃好的騙術，專門負責用短信、電話等手段迷惑被害人，后者專門負責監控賬戶，被害人轉錢到賬后，第一時間拆分到很多張銀行卡里，有的甚至到卡后還會再拆分，接著便有人在全世界不同國度、地域的ATM機上提現，短短幾分鐘，被害者一生的積蓄就被掠走了。 ”

韋健說，負責不同環節的成員，本身就是一個個小團體，只負責其中一塊，各部門互不相干，有聯系的只是它們各自的負責人。不同的環節甚至可能在不同國度，對同一個被害人實施犯罪；負責一個環節的這個小團體，也有可能同時承接幾個幕后老板的同一塊業務。如短信電話組有專業的“話務員”，可以根據不同老板給出的騙術劇本進行操作；資金監控組通常有十多個人，控制著幾百甚至上千張卡，為不同的老板洗錢、提現。

在產業化犯罪的背景下，電訊詐騙如同一門“生意”，只要幕后老板有一個好的騙術劇本，再有一筆啟動資金，就可以召集來專業的短信電話組和資金組，就能“開門”做生意了。有時不同的犯罪頭目之間，還會互相介紹得手率高的電話組成員。

犯罪環節復雜，很難第一時間追回贓款

與專業的犯罪團伙相比，被害人一旦受騙后，由于涉及銀行客戶隱私，被害人不得不先報警，警方通過一定的司法程序，才能對案件展開調查，一旦遇到境外犯罪團伙，警方還要受限于不同國家不同的司法制度等，很難在案發后第一時間追回贓款。即使偵破了電訊詐騙案，抓到犯罪嫌疑人時錢財通常已揮霍一空，能追回的損失少之又少。

“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如何認定電訊詐騙涉案人員的犯罪金額，也是一個令人頭疼的問題。如一位市民被騙50萬，錢款轉出后，犯罪團伙資金監控組會第一時間提現，隨后，團伙成員只是抽取一定比例勞務費，其余現金都交還給幕后老板。那么，該如何認定資金監控組犯罪嫌疑人的涉案金額呢？ ”韋健坦言，由于破案難、追贓難、打擊處理難，近幾年來電訊詐騙頻發。 “由于電訊詐騙犯罪各環節之間互不相識，往往只能打擊其中一個環節，只要一個環節有漏洞，他們只要換個地點另起爐灶，就能重操舊業。 ”這是韋健最擔心的地方，不法分子的作案手法在升級，因此，“斗騙”必定是長期的過程，打擊只是其中一部分，更重要的是防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