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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怎樣的“中國式”社保

2012-08-13 15:03:44 來源:中國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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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點上班,2點下班,一天工作5個小時,這就是普通希臘人一天的工作時間,即使在債務危機下失業率高企,希臘人也不愿改變這種工作方式。

希臘只是歐洲大陸的一個縮影,高額的工資、良好的養老制度和失業保險,讓歐洲成為“提供保護的歐洲”。

但是高福利之樹卻結出了“苦果”。提高福利本身沒有錯,但當福利提高超過了經濟發展的能力時,借貸就成了歐洲各國維系高福利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當借貸雪球越滾越大,赤字難堪重負時,債務危機便隨之而來。

歐債危機的爆發,證明歐洲提供了福利制度上的失敗樣本。與歐洲不同,中國的福利水平還遠遠沒有達到理想狀態,更談不上高福利。但與歐洲類似,中國也面臨老齡化的威脅,甚至未來更加嚴重。中國式福利制度究竟應該如何設計?對此,有專家提出,中國未來應該建立中等福利制度,就是要使城鄉居民收入提高,加大社會公共保障的支出;同時,也要注意國情差異,吸取歐美過度信貸消費、寅吃卯糧導致的教訓。尤其是建立福利制度不能超越國情,收入增長與勞動生產力增長要同步。

高福利催生社會怪相

歐洲人曾為自己的社會福利模式感到自豪。常休假、早退休、全民醫療保險和完善的福利待遇,使歐洲人享受著悠然自得的生活,這也頗為被各國尤其是亞洲國家艷羨。

一位西班牙汽車司機就這樣表述對加班的厭惡,“我們已經完成了一天的工作,為什么還要加班呢?”在歐洲各國,即使付出數倍的高昂加班費用,也很難租到客運車。

周六、周日,在德國、法國、西班牙和希臘,中國證券報記者所到之處,多數商店大門緊閉。

在希臘人們只愿意工作到下午兩點,之后商店就會關門大吉,而現在正值法國的打折季,周末也只有巴黎香街的店鋪會部分營業,而德國周日整條大街上往往空無一人。

街上唯一開門營業的是中國人開的餐館。“歐洲的人們看重生活的質量,他們不會為工作、為賺錢而犧牲自己的時間。”在歐工作的華人們對此早已見怪不怪。

過高的福利制度催生了養懶漢的狀態。歐洲的缺勤率平均達到10%,瑞典高達20%,而日本僅為2%。德國前總理、經濟學家艾哈德曾說,福利國家使我們不必依靠自己的努力,而是依靠國家,這會使經濟發展失去動力。

在人們開始厭惡工作的同時,卻不斷要求增加工資。希臘、西班牙在進入歐元區工資增長非常快,人們已經習慣了這種高福利的工資增長。希臘即使陷入危機,但是每年仍舊可以拿到14個月的工資。

此外,人們不愿意工作,年輕人寧肯失業也不愿意去找工作。有人說,歐洲已經成為一個老年人的社會,對成熟工人的保護,讓年輕人無法進入社會,剝奪了年輕人的就業機會。當在談論歐洲失業率不斷走高的趨勢時,卻不要忽視,歐洲年輕人的失業率甚至要比整體失業率高5-10個百分點。

一位歐洲問題專家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養老保險、工傷事故保險、失業保險、護理保險、子女補貼醫療保險等社會福利,保障了歐洲人的生活標準及質量,即使到退休后或者失業后其生活質量也不至于大幅度下降。很多歐洲的年輕人正在淪為失落的一代。一些年輕人不愿就業,開始吸毒、販毒、搶劫、乞討,歐洲國家的不穩定因素正在上升,社會治安急劇下降。

歐洲豐厚的福利待遇使失業人員比在職人員過得更滋潤。比如在法國許多家庭的收入總額中,所獲得的福利金甚至高于薪金。有了高福利的社會制度,很多法國年輕人更愿意去鉆制度的空子。人們一邊拿著失業保險金,一邊去黑市打黑工。這樣獲得的收入比一個工人的工資還要高。

高福利釀下“苦果”

令人羨慕的高福利體制猶如“雙刃劍”,既給歐洲人帶來了優裕的生活,減少了社會矛盾,但同樣也存在不可避免的問題。

中國證券報記者在歐洲看到,現在歐洲的企業稅相當高,以至于不少人認為當老板還不如當雇員賺得多。正是這種嚴格的法律保證了政府足夠的社會福利基金,但也使企業解雇員工變得既困難又昂貴,整個企業的投資成本也大大提高。

結果,歐洲較之美國在吸引境外投資和帶動經濟活躍上缺乏競爭力。而且這也影響了歐洲的就業,美國人失業后常常能在幾個月甚至幾周內找到工作,在歐洲,失業者想再獲得就業機會常常要等幾年。

此外,“二戰”后出生的老年人越來越多,年輕人就業越來越少,另一個問題出現了,當人們開始從政府領取養老金的時候,政府發現無力承擔這樣的負擔。即使不斷加大稅收力度,對于高昂的福利制度來說仍舊是杯水車薪,所以歐洲國家只能將維持高福利建立在國家四處舉債的基礎上。

比如沒有稅收保障的希臘政府靠的就是借債這種寅吃卯糧的做法。尤其是加入歐盟后借款利率較低,希臘一口氣借了3000億歐元,直到歐債危機后,世界才突然發現希臘政府預算赤字已經高達GDP的13.6%、政府總債務占到GDP的116%。

當借貸雪球越滾越大,赤字難堪重負時,債務危機便隨之而來。

在去年底和今年上半年希臘債務危機如火如荼之時,歐洲各國政府試圖削減福利。在習慣了少勞動、多獲得的“美好”生活后,再要養尊處優的歐洲人去過節衣縮食的日子——哪怕只是稍減油鹽,都已變得難以容忍。

去年下半年以來的希臘債務危機導致希臘公務員、銀行員工、高中生、老人游行的聲浪一浪高過一浪。當法國雪鐵龍汽車打算關停部分生產線,希望工人到更遠的地方上班時,工人也在通過大規模罷工和示威游行表達著不滿。

高福利之樹結出了苦果。一個德國人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就好比一個母親四處借錢,讓自己的孩子好吃好住。久而久之,孩子也喪失了工作的動力。當緊縮財政需要進行救助的時候,歐洲人需要勒緊褲帶生活,但是民眾對此并不滿意。“這就像自行車的棘輪,只能前進不能后退。”德國施羅德政府就因為財政緊縮改革而被迫下臺。

建立中國式福利制度

“我知道中國也在完善自己的福利制度,但是歐洲是一個失敗的例子。”在飛機上,一個法國人對中國證券報記者說。

他表示,歐洲現在是一個遲暮的歐洲,人們過于懶惰,沒有工作的激情,這不同于亞洲,歐洲非常羨慕中國,在那里人們一直在高效的工作,非常忙碌。人們付出了很多,但是并沒有無休止地向政府索取,中國的福利模式設計應該避免這個陷阱。顯然,這只是一個旁觀者的看法,但中國怎樣既能提高目前明顯偏低的福利水平,又避免落入財政危機,這可能是未來制度設計上的一個極大難題。

尤其是逐步進入老齡化社會后,我國2030年前后將進入人口老齡化高峰,到2050年,老年人口總量將超過4億,老齡化水平推進到30%以上。與發達國家不同,我國人口老齡化是在人均收入水平較低、養老保障體系還不完善的情況下出現的,而且人口基數大,老齡化速度快。這意味著我們要在經濟還不發達的情況下解決比發達國家還要嚴重的老齡化問題。一般來說,老齡化社會可以持續數十年甚至上百年,這將對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提出嚴峻挑戰。在洪峰來臨之前,目前亟待從制度設計上作出部署和安排。

專家表示,不能因為歐洲“高福利”有問題了,我們就不繼續進行下去。我國還要進一步擴大社會公共服務覆蓋面、提高保障力度。“我們還遠遠沒達到福利制度的理想狀態”。

江蘇省政府參事室主任宋林飛提出一個觀點:“高福利”不能搞,“低福利”與社會主義制度不相符合,那么我們可以搞“中福利”。具體而言,就是要使城鄉居民收入提高,加大社會公共保障的支出;同時,也要注意國情差異,吸取歐美過度信貸消費、寅吃卯糧導致危機的教訓。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院長劉志彪則提出,在建設中國福利時,“不能超越國情,收入增長與勞動生產力要同步”。總的原則就是收入上升速度必須控制在勞動生產力上升范圍內。他認為,為了避免類似歐洲高福利帶來的后果,我們的福利制度設計要與財富供應相適應,保持工資增長速度與勞動生產力速度同步增長,不能超過勞動生產力增長速度。

專家認為,短期來看,中國的福利制度需要保證分配上的公平,社保資金的有效保值、增值。然而,從三十年甚至五十年來看,未來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和隨之降臨的人口高度老齡化將會給中國社會的養老問題帶來巨大的結構性難題。

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副研究員張茉楠指出,中國將不得不面對與發達國家一樣的老齡化代價,但中國的人均財富與收入僅相當于發達國家的零頭,如何在財政可持續性下,使得我們的養老資源得到公平分配和合理保障確實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在避免養老保障制度、養老金制度“碎片化”的同時,必須預見到未來中國可能面臨的巨額養老赤字引發的財政危機。

一位德國年輕人就告訴我們,歐洲流行的說法是“現在退休的人是最舒服的”,再過一二十年退休的人是否還能拿到高額的養老金,就要打上一個巨大的問號了。隨著人口平均壽命的增長,像德國這樣的國家,人均壽命已經達到了85歲左右,但新生人口又比較少,年輕人就業無力支持龐大的銀發養老,“所以很多歐洲國家只能不斷延長退休年齡。”

有專家指出,對于中國,這幾年由于青年人就業壓力比較大,恐怕不會馬上出現大幅度延長退休年齡的政策。但如果再過十年或者更長一點,人口紅利銳減甚至消失了,必須要有一些措施。比如除了逐步適當地延長退休年齡,還可以增加教育時間,包括延長義務教育年限等措施。盡管現在還不會出臺推遲退休年齡的政策,但是一定要做好這種準備。此外,適當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像法國一樣,鼓勵生育,提高出生率,讓更多年輕人勞動產出以支持未來養老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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