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近來，在中日關系的“融冰”過程中，人們對日本的認識也在進一步深化。從二戰后中日關系史的觀點看，中國人的日本觀也許正在進入又一個新的變化階段。
復交前：記憶中的日本與模糊的當代日本
二戰結束后，中國經過數年內戰，于1949年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日本經過七年的被占領期，于1952年恢復了外交權。但直至1972年，這兩個政權之間并沒有實現復交。其原因不在中國，而在于日本追隨美國而采取了拒絕承認中國的政策。
1952年5月，應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主席南漢宸的邀請，日本參議院議員高良富，眾議院議員宮腰喜助、帆足計來到北京。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批來訪的日本客人，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雙方通過會談，正式簽訂了第一個民間貿易協定。
在這幾乎沒有交往的時期，一般中國人的日本觀基本上來源于對抗戰歷史的回憶，其心目中的日本人清一色是侵略者的模樣。對于經歷過日本入侵時期的人來說，歷史的記憶沒有淡忘；而對沒有經歷過那場戰爭的人來說，《平原游擊隊》中的松井、《紅燈記》中的鳩山、《地道戰》、《地雷戰》等許多文藝作品中的“鬼子”官兵形象，對他們形成日本觀產生了重要影響。
雖然這一時期也有中國沖破日本當政者的阻撓而推動對日民間交往的努力和中國人民對日本人民反對美國控制斗爭的聲援，但當時中國民眾幾乎無法直接獲得日本的信息，更不可能直接接觸日本人。說到底，日本問題與每個人眼前的溫飽問題和國內政治狀況相比，只不過是一種十分遙遠的、模糊的、與切身利益沒有太大關系的事項。
可以說，當時一般中國人的日本觀，是在抗戰時期日本觀延長線上的一種不確切的印象，其認識處在一種不了解情況的朦朧狀態。
70年代：接受“區分論”，樹立“世代友好”觀念
1972年9月，“日本”這一現實存在突然以特寫鏡頭般的形態展現在中國人的面前。起因是中國高層做出了邀請田中首相訪華的決斷，并在此前后對全國人民開展了“中日友好”教育，而且一舉實現了對日復交。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民眾普遍接受了“把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和廣大日本人民區分開來”（即“區分論”）以及“中日世代友好”的觀念。
復交后，日本各界表現出的對侵華歷史的“負罪感”和對中國寬容姿態的“回報心理”，進一步加強了中國民眾對“區分論”的認同。在這一時期，中日交流尚不頻繁，信息傳播尚不便捷，中國人無法直接了解日本國內情況。當時來華訪問的日本人大多是“虛心反省歷史”的友人，否認侵略歷史的右翼分子很少為人知道。況且，當時日本國內和平主義氛圍十分濃厚，右翼勢力受到強大的和平主義輿論的牽制。
筆者記得，當時日本的學者或游客來華訪問，在與接待單位的交流活動中，通常都首先要如此“反省”一下：“那場對貴國的侵略戰爭，雖然不是我干的，但作為日本人，我由衷地表示道歉。”然后，深深地鞠一下躬。中方主持人照例趕緊勸解道：“您不必道歉。日本人民也和我們一樣，都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嘛！”
1978年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準書》互換儀式在日本首相官邸舉行。鄧小平副總理與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出席互換儀式，中國外交部部長黃華和日本外相園田直分別代表本國在批準書上簽字。《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從此生效。鄧小平副總理和福田赳夫首相在互換儀式上發表了談話。
70年代后期，日本富裕的物質生活和充滿魅力的文化產品借助影視傳到了中國。人們紛紛談論“日本人洗衣、做飯都用電器，家家都有汽車”。這樣的生活讓處在“文革”結束前后“物質匱乏”與“文化饑渴”狀態的中國民眾覺得非常羨慕。此時期引進的《追捕》等電影對中國人的心理沖擊是巨大的。人們在電影里看到了東京新宿的繁華和北海道農村的現代化，杜丘、矢村們的灑脫形象顛覆了人們心目中松井、鳩山們的印象，讓人們大開眼界。
隨著中日交往的增加，當代日本人的彬彬有禮、文明習慣以及獨特的島國風情與飲食習俗，也逐漸在中國人中得到了肯定性的評判。
日本及日本人，作為“世代友好”的對象，在中國人的心目中開始形成既有物質基礎、又有人文內涵的實實在在的正面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