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排右一穿藍衣者是卡爾·柯魯克，前排左一是卡爾的妻子，右一是卡爾的母親。
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英文《中國日報》10月16日報道：卡爾·柯魯克（Carl Crook）長著一張外國人的臉，漢語卻是他的母語。
這個英國人1949年出生于北京。
58歲的柯魯克介紹自己的時候，很喜歡說自己是“新中國的同齡人”，因為他和那一代的中國人有著很多共同的經歷——比如文化大革命和經濟改革。
柯魯克也許是見證中國過去數十年變化的最佳外籍人選
這個特殊的北京人和他的美國太太住在傳統的四合院里，在眾多西式高樓大廈環抱中，他們那450平方米的四合院很是顯眼。
他們的客廳可謂是中國文化品味的完美寫照，目之所及是書、CD，青花瓷器和中式家具，雖身為名特食品葡萄酒公司的執行董事，房內卻看不到一瓶紅酒。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掛在墻上的幾張已褪色泛黃的大照片，諸如抗日戰爭期間的柯魯克父母在中國共產的領導下身穿八路軍軍裝等，透露了這個外國家庭與中國的特殊淵源。
父親是英國共產黨員
談到柯魯克一家的故事，最好從他的父親戴維·柯魯克開始。
戴維·柯魯克1936年加入英國共產黨，西班牙內戰（1936~1939）時志愿加入了國際縱隊。那時他渾身熱血，卻在參戰第一天就負傷，轉移到戰地醫院后，他讀到了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寫的《紅星照耀中國》，于是對中國這個東方國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戴維·柯魯克1938年來到上海，在教會學校教文學和英文并從事情報工作。
一年后，由于對日戰爭原因，他離開上海去了成都，在那里他與生于成都的加拿大傳教士的女兒伊莎貝爾·布朗相愛。
他們都對中國的土地改革十分感興趣。于是在1947年，這對革命夫婦北上到達當時中國最大的解放區，并在河北省的十里店村開始研究工作。
那是中國村莊第一次在戰爭時期開放給外國人作觀察研究之用。
柯魯克夫婦沒有把自己當作共產黨的客人，而是與當地村民同吃同住。白天他們與村民一同參加各種活動，晚上他們在油燈下整理收集到的信息。
1959年，戴維·柯魯克夫婦合作撰寫的《十里店——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在倫敦出版。
這本書探究了一個落后的村莊如何轉變成革命戰場的過程，對西方人了解中國的土地改革十分有益。
柯魯克夫婦本應在中國解放之后返回英國，但是他們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邀請，成為了在北京教英語的首批外國專家。
柯魯克說，“不像普通的北京人那樣成長在胡同里，我的童年是在機關大院里度過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是新一代的北京人。”他憶起新中國建立早期，那時候來自全國各地200多萬的精英們都趕赴首都北京為其發展做貢獻。
這些精英，包括大學教授和軍官們，根據社會地位的不同住在特定的宿舍里。但是高高的圍墻也無法完全阻擋柯魯克對外面世界的好奇，尤其是在阿姨帶他出來玩的時候。
那時候在北京像他一樣金發碧眼的洋娃娃還很罕見，他走到哪里都被好奇的人們圍觀，而且大家不斷地給他零食，直到有一天他的胃吃出了毛病。
“從那時起，我的背后就多了一張‘不要喂！’的條子，就像動物園里警示游人‘禁止投食’的牌子。”柯魯克笑著說，“我想這個條子是我母親貼在我身上的，但是她一直否認都此事。”
令人驚奇的是，柯魯克八歲之前還不會說英語。
他回憶道：“我父母，尤其是我母親，感覺在中國呆了這么長時間還不能說好漢語很是可惜。因此他們不想在我身上重蹈覆轍。”
但他被帶回英國和加拿大大約一年后情況有所改變，他的英文進步神速，因此在家里與父母用英文交流變得方便多了。
“但是我和兩個弟弟說話的時候一直用漢語。”柯魯克強調說。為了防止寵壞柯魯克，他的父母把他送到了崇文區的一個寄宿學校。
一般他和中國的同學相處得都很好，但是一旦男孩子們開始打架就不同了。
“他們對我充滿了憎惡，甚至把半個世紀前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事情怪罪到我的頭上，我顯然與此事毫無瓜葛。不知為何我就是覺得他們是中國義和團的后代。”他微笑著打趣說。
“我在文革中沒有受什么苦”
“只有在那時，我覺得在外國人在中國很艱難。”
任何像柯魯克一家一樣有如此復雜國際背景的家庭，都無法逃脫文化大革命那樣黑暗的時期。
他的父母入獄五年，而柯魯克被送到北京郊區的一家農機和汽修廠當工人。
“我不責怪國家，實際上我覺得這就是我們的命運。”
“坦白的說，我在文革中沒有受什么苦。因為很多人都在努力幫助和保護我們。比如說，我父母身在獄中，他們的工資卻沒有停掉，我每個月就能得到他們每人每月180元（22.5美元）和我每月20元（2.5美元）的工資。因此，在那個時候我變得出乎意料的富有。”柯魯克臉上露出了爽朗的笑容。
他曾想和弟弟一同離開中國，但是直到1973年他們才拿到出境許可。于是他們回英國住了7個月。
由于柯魯克在中國工廠的工作經驗，初到英國的時候他很容易的找到了工作。后來他繼續去美國深造學習。
“北京讓我感到溫暖和快樂”
在美國取得教育學和東亞研究兩個方向的碩士學位之后，柯魯克80年代回到中國來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
流利的漢語讓柯魯克在眾多競爭中占很大優勢，他被聘為一美國石油公司的駐京代表（1985~89），該公司在山西有一個煤礦項目。
柯魯克每年都會和妻子回到美國休息一陣。
他說：“十年來，我們住的地方除了技術的進步沒有什么變化：同樣的房子，同樣的街道和相同的人，但是這段時間覺得北京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直奔波于大洋兩岸的這兩個風格迥異的城市讓我感覺很奇怪。”
對他而言，北京有其神奇之處，能在這里見證經濟改革之后北京的巨大發展讓他感到備感榮幸。
“我們的祖先沒有機會親眼目睹這么巨大的轉變，他們所能看到的只是細微的社會經濟變化，而我們卻看到了北京在十年里實現了人類上千年發展的進步成果。僅憑這一點，我就是個幸運的人。”
除了稱贊北京的發展成就，這個外國人對于城市的重建還有自己的理解。
他篤信中國現代建筑奠基人梁思成的看法：為了保存文化遺產，新城的建設應在老城區的周圍，而不是與老城區混合交叉。
柯魯克是個無神論者，他潛移默化地被他的共產主義家庭信仰影響著。
“共產主義首先是一種社會理論，但我認為它也是一種文化遺產。”他解釋道。
“最讓我感動的是我父母為自己的信仰無私奉獻的精神。他們一生的積蓄也不過10萬元（12,500美元），但是他們從沒停止過扶危濟困，他們也得到了回報，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在乎他們。對于那些只關注自己的商人來講，這種事情是遙不可及的。”
他強調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國家要特別關注那些有特殊需要的人們，而在這一點上中國已經落后于西方國家了。
他評論說“社會主義要和諧發展，減緩房地產和汽車行業的發展速度是十分必要的。”
閑暇時間，“北京人”柯魯克研究中國歷史、文化或去看望自己92歲高齡的母親，他的母親身體很健康，還住在北京。
柯魯克把北京當作自己扎根的地方。
“就像讀一本自己喜歡的書，北京這個城市讓我從內心感到溫暖和快樂。”
（《中國日報》記者 謝芳 編輯 張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