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國家報》8月3日文章】題：斯諾登，嘲笑冷戰的揭秘者（作者皮拉爾·博內特）俄羅斯迄今為止處理斯諾登事件的方式都是有利于總統普京的，并且加大了“善良帝國”與“邪惡帝國”之間的裂縫——這一局面在冷戰結束近四分之一世紀之后仍然影響著國際政治。

　　美國中央情報局前雇員斯諾登在接納他的國家贏得了支持。

　　據調查，51%的俄羅斯人認為，斯諾登揭露美國情報部門的做法是對的。43%的人認為，莫斯科應該向他提供政治避難。

　　俄羅斯報紙網指出，向斯諾登提供避難是“預先決定的”，普京的政治理念是拒絕對外部壓力作出任何讓步。

　　根據今年2月出臺的俄羅斯外交政策構想，國際關系正處于“過渡期”，其本質是形成一個“多中心”的體系。與此同時，西方不愿在世界政治的新主角面前丟掉其“慣有的地位”。

　　不再是“另一個超級大國”的傷痛以及未能得到華盛頓足夠重視的感受決定了俄羅斯外交政策的特點。對克里姆林宮來說，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對西方所作的讓步以及西方對這些讓步的利用是需要極力避免的反面典型。

　　在斯諾登事件中同樣有美國老一套政治思想的印跡。冷戰以后，美國自命不凡，認為自己是“唯一超級大國”，是“善良帝國”、“無所不能”。

　　如果有人敢子挑戰這些思想，美國人就會被激怒。美國官員并沒有從“對稱”的角度來考慮斯諾登事件，也就是說，如果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的特工泄露了俄羅斯的機密并向華盛頓申請避難，他們會怎么做。

　　卡內基莫斯科中心的利利婭·舍夫佐娃指出，斯諾登事件不應該僅限于一個諜戰故事。她說：

　　“記者們的講述掩蓋了一個涉及很多層面的深層次、全球性的問題。”例如，美國在安全的需要和捍衛公民權利的憲法要求之間尋求平衡的努力失敗了。此外，斯諾登事件給了普京一個以對等的身份與西方民主國家對話的籌碼。

　　她說：“普京可以指責美國人進行全球間諜活動，這是比克格勃和東德國家安全部更為惡劣的行徑。如果誰向普京提出俄羅斯人權的問題，他就可以這樣回答：‘那么你們又怎么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