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10月27日報道：傅永昌太久沒干農活了。能把他和他的農民身份聯系起來的，似乎只剩下了那些遙遠的對那座木制老宅的回憶。“一堵墻可以看出去，一陣風可以吹進來，豬、鴨、雞四處亂跑，蒼蠅蚊子到處都是。”這位65歲的老人淡笑著說。
自打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向村兩委交出了農地，傅永昌就再沒扛起過鋤頭。其后，他一直在自己的家鄉，浙江奉化的滕頭村工作，直到2006年退休。
他是該村830名原住民之一。如今，這八百余人只能非常籠統地被歸為農民，我國官方認定的“弱勢群體”。在持續了幾十年的經濟急速發展后，普通農民仍是以耕作為生，終生勞碌，入不敷出，毫無退休的概念和可能。
而滕頭村的居民們很久之前就將自己的農地出讓，由村集體統一經營管理。在村集體逐步壯大后，他們得以享受固定的月度津貼、自由的退休時間和相對完備的醫療和教育福利。
在產業轉換升級之初，連本村兩委會的基層管理者們也未能想到，他們的舉動會讓滕頭村發展成為一個主要的生態旅游景點。
1993年，滕頭村被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評為“全球生態500佳”之一。它也是在上海世博會城市最佳實踐區內唯一獲建案例展館的鄉村。
滕頭村一直重視對環境的保護。在改革開放初期，村兩委即有意識地引入污染遠少于造紙等行業的紡織業和服裝業。而自1999年起，該村開始大規模宣傳生態旅游，并將其作為支柱產業。那一年，滕頭生態旅游區正式對外營業。三年后，全區對外來人員開售門票。
從2002年至今，門票費用從每人5元劇增至80元。僅去年一年，生態旅游區的門票收入即達2630萬元。而今年，游客人數預計將達37.5萬，門票收入則有望突破3000萬元。
2009年，滕頭村實現社會總產值達40億元，而外地游客在生態旅游區的消費已成為主要的收入來源。但村民們說，當地的經濟成就在實質上應歸功于對環境的保護。
早在1993年，滕頭村就創立了全國唯一的村級環保委員會，以對引進的工業項目實施環境影響評價。從那時起，已有50多個投資項目因其可能造成的污染而被否決。
強烈的集體意愿在滕頭村的發展中發揮了至為關鍵的作用，以至于當地看似天然的諸多美景 ——亦其戰略優勢之所在 ——都是人造的，村環保委主任傅德明對記者說。“滕頭的自然環境很差。路不平，田不平。一場太陽曬死，一場大雨淹死。”他說。
當地的年長居民們回憶說，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的改土造田運動使滕頭村自那時起就成為遠近聞名的農村“樣板”，也為其后來發展生態旅游奠定了基礎。
“我們的人工是一步步造出來的。是樣板村的接待要求逼出來的。”40歲的傅德明說。“一年到頭都有很多人來，一個團一個團地來，你總不能只帶著人家去看看你的地就完了吧？你還得給別人看點別的。”
在隨后幾十年中，滕頭村對花卉苗木等產業的大力培育進一步改善了其環境，為之贏得了廣泛的贊譽。這使得其經濟總量的迅速增長成為了可能。上世紀八十年代，村集體就已建起了園林公司、畜牧場、水產養殖場等等。而到了九十年代，傳統農業在滕頭村逐漸消亡，只留下了規模化經營的葡萄園和苗圃。絕大多數當地勞動力開始從事包括園林業、建筑業和房地產業在內的工業和第三產業。
在1998年加入村環保委前，傅德明是滕頭村一家人造金剛石企業的車間主任。四年后，廠子關了張，被一所由寧波、奉化兩級教育行政部門直接領導的學生社會實踐基地所取代。
滕頭村兩委2009年僅在環境保護方面的投入（包括對空氣、水質和噪音的監測）就達到了約1億元。在此基礎上，村集體做出了每年環保建設投入都要比前一年增長20%以上的承諾。
“我們村每年在給村民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福利上的投入有七八百萬元……我們的長期規劃是從現在起到2030年，在基礎建設上再投8億元。”福德明說。
在他看來，滕頭的經驗是可以復制的，因為滕頭完全是從無到有地“創造了生態優勢，把生態優勢轉化為政治優勢，再把政治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
1991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到滕頭村視察，稱贊其為“一個了不起的村莊”，并為之題名。兩年后，時任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執行主任伊麗莎白·多德斯韋爾在該村考察期間，也留下了相似的贊譽。其后幾年，中央、省、市、縣各級官員紛紛到滕頭考察。這激發了當地人以收費的生態旅游來進一步推動環保工作及經濟發展的構想。
據導游介紹，今天到滕頭觀光的游客，以浙江省內的中小學生與寧波、奉化等地的普通家庭居多。多年前各級政要的頻頻造訪，已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
當然，滕頭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隨著當地企業數目超過六十，其生態旅游產業也不斷擴張，衍生出餐飲、住宿、商鋪等分支。現時滕頭的經濟，實際上依靠著一萬多名外來務工人員。他們的月均工資在2000元左右，大多租住在當地居民的二代公寓內，費用是每年4000元上下。
“絕大部分勞動力，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外來人員。”滕頭村委會辦公室副主任呂波強說。他本人也來自奉化。
在人數擴大的同時，土地成為了限制滕頭發展的首要因素。放眼全國，這也正是以集體經濟模式發展的鄉村所面臨的普遍問題。這些村落（按美國2030研究所首席研究員文佳筠的估計，其總數在1萬左右，占全國行政村的1.7%）大多已通過對農地的集中經營和有選擇的特色工業，實現了較高水平的自給自足，并在為居民統一提供福利保障的同時，完成了一定程度的農業產業化和村莊社區化。
滕頭村兩委希望在未來的20年里，將該村的面積從現在的2平方公里擴大到11平方公里。但是我國耕地面積逐日迫近嚴防死守多年的18億畝“紅線”（也是確保13億人吃飯的底線）的事實，意味著越來越嚴的土地政策和各級政府越來越少的用地指標。
嚴峻的局勢，使村民委員會等基層組織對農地的大規模征用難上加難。
而傅德明認為，即便在其用地計劃獲批之后，滕頭與鄰近各村的合并在事實上也會是“非常困難”的。
“并村不大可能。（農村）選舉的時候你不相信我，我不相信你。現在的農村就是這個樣子；信任問題很難解決。到時候就不好辦了。”
作為為數極少的成功實現大規模并村的鄉村之一，最富盛名的江蘇華西村在過去幾年的經驗和教訓，或許正是傅德明們憂慮的來源。
2001年并村前，這個無錫下屬的“天下第一村”面積只有0.96平方公里，人口不過1520人。而自那時起，華西村合并了周邊的16個村落，形成了面積約30平方公里，人口3.5萬的“大華西”。
華西“中心村”的居民們，每家都得到了村里免費分配的別墅和轎車，并持有深市華西集團公司相當數量的股份。中心村居民的財富是如此之驚人，以至于其380戶家庭中的200戶（或中心村人口的52.6%）每戶出資了1000萬元，正在建造其未來住宅 ——世界第15高樓，一座將于明年投入使用的74層建筑。
而“大華西”周邊村的居民們則遠沒有那么幸運。他們在并村后失去了耕地，又不得不與大量的外來務工人員競爭在村內企業工作的機會。而那些過于年邁而無法從事勞動的周邊村民，更是只能空守故宅，期盼有一天能夠開始領取他們夢想中“華西村人”應得的福利。
到目前為止，由村內配發的大米和面粉是大華西周邊村民們僅有的固定福利。
“（從并村到現在）這也沒有幾年。”華西村黨委副書記趙志榮強調說，必須維護公平原則。“中心村的村民們都辛苦了幾十年，才過上了今天的生活。這些事情是需要時間的。”
而在滕頭，傅德明也認為，必須優先保護其首要選民的核心利益；否則，在缺乏“謹慎考量”的基礎上擴大福利的發放范圍，可能導致“相當嚴重的后果”。
“戶口限制，不可能放開。這個（原村）沒人會同意的。”他說。
各地農村追求的現代化模式差異極大，但模式的最初探索者多為基層農民。而浙北古城湖州卻是一個例外。2006年，湖州市委市政府宣布了一項致力于在全市范圍內建設省級社會主義新農村實驗示范區的宏偉計劃。
時至今日，全市百萬農村居民中已有約40%住上了新型的集中社區。農戶相對集中、聯排居住，為規模化農業及產業發展節約了土地。2009年，湖州農民的人均純收入達11745元，是同期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的近兩倍。
一份由湖州市新聞辦公室提供的材料稱，該市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農民仍在從事農業生產；農民收入的88%均來自于非農產業。全市擬撤并近6000個自然村，以形成281個中心村和18個中心鎮。
“我們政府每年在新農村建設上的財政撥款是25億元到30億元，這會帶動70億元到80億元的社會投資。也就是說，全市范圍內，我們每年的投入能達到108個億。”湖州人民政府農業和農村工作辦公室副主任柳國強表示。
“我們之所以這么做，是因為我們有能力和條件以更大的區域來做試點。其他地區或地域內發展不平衡，或各項事業發展不平衡，發展較難。”他解釋道。
湖州自古富庶，宋朝（960-1279年）時即為天下糧倉， “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當地人耳熟能詳。
“這里經濟基礎好，自然資源豐富，一直無大災大難。農民素質高，生產技術好，文化底蘊深，各產業的發展都比較快，各項事業和各個縣區的發展也很均衡。”柳國強說。
在全國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同時，湖州的城鄉收入差距卻在逐年變小。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去年我國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是農村居民的3.33倍。而在湖州，同期的這一數字是1.98倍。
然而，在湖州和其他高速發展的農村中，區域的便利優勢顯得格外突出。湖州、滕頭和華西均位于長三角地區，距上海車程在四小時內。
“內陸地區的農村就完全不一樣了。”湖州市吳興區新聞辦公室主任宋振強說。
盡管相關方面的脫貧努力已持續多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數據顯示，截止去年，我國仍有農村貧困人口（年收入不足175美元）3597萬，其中多數來自內陸省份。
英文原文請見：http://m.tyhy56.com/cndy/2010-10/27/content_11461972.htm。特別說明：因中英文寫作風格不同，中文稿件與英文原文不完全對應。（中國日報記者 胡亦南 編輯 裴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