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12月6日報道：在一個晴朗的11月午后，索馬里籍記者穆赫亞丁·艾哈邁德·羅布勒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的某咖啡廳里瞇縫著雙眼，回憶起在老家摩加迪沙時的歲月。從2007年逃離那個戰火紛飛的城市后，他再也沒有見過自己的家人。穆赫亞丁說，他想起了1993年10月3日，美軍一架黑鷹直升機墜落在村子里以后，他的媽媽緊緊地拉起他的手，一個勁地向外跑……說著說著，他突然從回憶中抽離出來，毫無征兆而又充滿好奇地問我：“告訴我，怎么你們中國人跟誰都不結仇呢？”
我一時沒答上來。此前，我們正在討論索馬里社會對該地區內西方霸權（尤其是西方干預）的普遍不信任和仇恨。這種怨念是如此之深，它在某種程度上激發了極端主義暴力，并將索馬里引入了其所處的困局——各大洲的教科書上都會如此形容它：“一個可憎的、危險的、失敗的國家”。
但事情沒這么簡單。正如毛澤東所說：“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多年來，各索馬里人社區都致力于將一個基本的事實公之于眾，即外國政府及艦船乘索馬里陷入長期內戰之機，在該國沿海進行大規模非法捕撈，并向其海灘上傾瀉了數量驚人的電子垃圾和核廢料。這些對當地海域資源不可逆的摧毀，使索馬里漁民徹底失去了自力更生的機會。他們中的一些人于是被迫訴諸于暴力，并最終成為海盜或海盜的同情者。
這并不是要把海盜的存在合法化，也不是說作為一種自發反抗的形式（至少在其起始階段是這樣），索馬里海盜的出現對各個受剝削的沿海社區有什么革命性的、解放性的意義。但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究竟是什么讓人們對各外部勢力長久以來給當地資源造成的不可逆轉的掠奪漠然處之，又是什么讓他們對不只是海盜，而是全體當地人民指指點點，仿佛這些本土群眾生來暴力，只知和各外國友人（其“善意”往往被無限拔高了）持槍相向？
人們都對未知充滿恐懼。但在天翻地覆的過去一個多世紀里，中國百姓對索馬里人正在面臨的種種指責早已經耳熟能詳了。在短短幾十年前，中國還處于被西方以革命的名義妖魔化的陰影之中；即便是今天，中國也仍然無法擺脫另一種，被以擴張的名義妖魔化的陰影。
而那些近年來在城市化進程中失去土地的中國農民（在扶助政策缺失的情況下，其中的部分群體也顯示出了日漸暴力化的趨勢），對被剝奪了生產資料的索馬里漁民的處境，也多少會感同身受。
這可能正是中國人“跟誰都不結仇”的一個根本原因。中國之大、之復雜，決定了其文化的本質必須是多元的。“和而不同”的觀念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根基（孔子說，“同而不和”的是“小人”）。多少代中國人都是在這種不命令、不強迫、不假定的哲學下成長起來的。
在各種亂相頻生、文化沖突加劇的當前世界里，這種觀念的意義是：互不干涉的政策導向、開明和聆聽的意愿，以及助人于危難之中的膽識。
不論以哪種標準考量，中國都絕不完美。但難能可貴的是，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中國都一貫堅持著如是立場。我對能在這種文化氛圍中成長起來而感激不盡。
每個知道我要獨自前往內羅畢東利區和東北省曼德拉鎮的人都建議我不要去。曼德拉是肯尼亞、索馬里、埃塞俄比亞三國的交界處，一片非索馬里人不愿踏上的土地。人們告訴我，“這些地方都很危險，（相對當地居民而言的）‘白人’是從來不去的。”
但我的問題是：我們憑什么認為這些被孤立地區內數百萬貧窮的百姓就是“危險”的呢？既然這些人能按其方式生活，我們怎么就不能嘗試著做同樣的事呢？我們怎么就不能走到他們當中去，微笑著與當地人和平相處呢？
我在肯尼亞采訪的九天里，遇到的多數人都無比友善 ——我為此感謝寬容豁達、與人為善的東方哲學。
在東利區某處充滿泥濘的角落里，一名索馬里老者在得知我是中國人后，馬上就殷切地問：“那么說，你是來給我們抽水的嘍？”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鄂瓦克、瓦吉爾和那輛花了32個小時，才把我們從內羅畢送到東北邊境的舊客車途經的東北省各地。人們紛紛打探中國工程師究竟什么時候才能來幫他們修那傳說中會修起來的路 ——這些地方到現在為止，都還是沒有路的。
在曼德拉，聯合國難民署辦公室的安保負責人和鎮警察局反恐支隊都不相信一個像我這樣充滿善意、不說索馬里語或斯瓦西里語的“從中國來的白人”會跳上那班客車，和三十多個索馬里人一道風餐露宿地趕到那里，還要花40多個小時，坐一班要經十四五個崗哨嚴查的更破舊的客車回到內羅畢。
在審訊室里，六名反恐支隊的警官圍坐著，詢問了我三個多小時，并試圖建立任何一條可能與“敵對勢力”相關的線索。其中一位警官在翻看我那本被蓋得滿滿的公務護照（在北京奧運火炬境外傳遞活動中，我有幸隨著圣火團隊，在33天內拜訪了21個國家和地區）的時候，質疑我以另一個身份，用私人護照入境肯尼亞多次，可能“從事了其它活動”。
這些努力最終都以失敗告終。在此之前，反恐支隊的隊長問：“你說你是個記者，來找故事的。那么，這稿子你會怎么寫？”我答復道：“這樣吧，我來原原本本地告訴你我會怎么寫。”
在接下來的十分鐘里，我從頭到尾地把計劃寫的每段話都一股腦地倒了個干凈。我說，他們和當地居民一樣，都是那些從來也不去實地采訪的各國媒體的一連串“想當然”報道的受害者。我說，這些報道鞏固并加深了索馬里社區的內部矛盾及其負面形象。我說，我們的目標是展示一幅更加完整的、平衡的畫面。
我一邊說，幾名警官一邊若有所思地點著頭。我說完后，屋子里安靜了一段時間。過了三十分鐘，我就被釋放了。天已經全黑了；宵禁即將開始。在警局外，幾位索馬里裔的朋友歡欣雀躍地跑來迎接我。他們就在那里站著等了三個多小時。
我知道我必須要多走那一步，自己踏上那班車，到東利區去，到曼德拉去（包括遲些時候，到蒙巴薩去做另一個采訪），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獲取人們的信任—— 信任是個棘手的玩意。人們總會傾向于以十分簡單的諸如“我們/他們”這樣的二元法來看待與其不同的群體。但我相信，只要主動表現誠意，事情就能改變。
對一個突然來到你家門口，坐下喝杯茶聊聊天，過了個把小時就離開的不速之客，誰都很容易撒謊或拒絕采訪。建立信任和聯系需要更大的耐心，因為只有在相對長的時間里患難與共的陌生人，才會向彼此袒露心跡。
說到底，這種方法的要義是人們應該放下所有成見，試圖尊重并融入到群眾中去。這可能意味著要和當地百姓嚼同樣的葉子，喝同樣的茶，搭同樣的車，睡同樣的（甚至是同一張）床。如果幾百萬人都在這么做著，我們怎么就不能呢？久而久之，恐懼和懷疑就會，也一定能，煙消云散的。
“到群眾中去”在本質上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想不想的問題。如果真想到群眾中去，辦法永遠都是有的。
當然，中國人“跟誰都不結仇”的原因還有很多。但華人獨特的哲學體系是關鍵之所在。像李小龍說過的那樣：“持空靈之心，無形，無法——就像水一樣。水倒入杯中，就成了杯子的形狀；倒入瓶中，就成了瓶子的形狀；倒入茶壺中，就成了茶壺的形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像水一樣吧，我的朋友。”
英文原文請見：http://m.tyhy56.com/cndy/2010-12/06/content_11654661.htm。特別說明：因中英文寫作風格不同，中文稿件與英文原文不完全對應。（中國日報記者 胡亦南 編輯 裴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