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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鳳凰”的命懸一線不同，松堂的日子要好過得多。作為中國第一家臨終關懷醫院，成立于1987年的松堂已進佳境：擁有良好的聲譽、廣泛的關系和可持續的收入。副院長朱林告訴記者，松堂走過的路，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中國人在臨終關懷，甚至是在養老方面上的抉擇轉變。“很幸運它能堅持到現在。”朱林說。

成功者的發展也充滿痛苦和掙扎

媒體經久的報道讓松堂的故事早就廣為人知。創始人李偉在當知青時，受到一位下放教授死亡的啟示，決定把自己今后的事業放在臨終關懷上。在頭幾年，中國人完全不能接受這樣的醫院。盡管存在著大量實際的需要，但家庭養老的漫長歷史使中國人對家庭有著特別的渴望，尤其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對中國老人而言，進養老院、臨終醫院，那幾乎等同于被兒女和社會拋棄。

松堂的第一位“客戶”是李偉的鄰居。這位42歲婦女的生命處于乳腺癌晚期，家里人實在照顧不過來，經李偉動員住入松堂。四個月后，她在愛人的懷抱中平靜地離去。之后，陸陸續續有類似的人、絕大多數是老人住進來。到上個世紀90年代中后期，松堂明顯地感受到人們態度的轉變。越來越多的北京人漸漸能夠接受這種模式，而不再那么糾結于道德情感的羈絆。如今，松堂已經是世界上送走生命最多的臨終關懷醫院。

“當然，整個發展的過程充滿矛盾、痛苦和掙扎。”朱林說，從松堂創辦到現在，前后已經搬過七次家，最艱難的一次是剛搬到一半，社區的群眾不讓進駐了。幾百人堵著門、路，要求晦氣的“死人醫院”遷走。“一個小伙子喊，‘要搬進我們社區里頭，天天死人，我們這輩子也發不了財了，多晦氣啊。’松堂沒有辦法，只能再尋地方。人們的不理解可見一斑。”

現在，松堂在北京市朝陽區擁有自己的院子，中式的樓房古色古香。記者采訪時，松堂正在東擴新的房間。舊有的太過擁擠，無法容納越來越多的老人。“新舊房間加起來，最多可以接納500多人，目前有近360名老人在松堂安家。主要是北京市本地的，也有山西、廣東的，還有外國的慕名而來，主要是華裔。”朱林說。

這里不同于一般的養老院。看不到兩個老人下棋的安靜，或者一個老人讀報的安詳。記者所見是，20多個老人在看著一臺電視。他們都坐在輪椅上，有的還被束縛帶固定著，眼里并沒有和節目交流的樣子，也沒有和旁人交流的跡象。坐在角落的一個老人突然大叫起來：“你們查過了嗎？我得了什么病？你們為什么把我送到這里？”沒有人理她。另外一撥則試圖合唱一首歌，但是每個人發出的音都不一樣。

“在這里的人平均年齡超過81歲。”朱林說。

讓死亡變得有尊嚴一些

在醫院的墻壁上有一些大幅照片，多是明星、官員等社會名流來訪的留影。北京眾多高校學生還經常來做志愿者，幫助醫院照顧老人們。每一個房間還都貼著“××愛心小屋”的圖片。有人認為，松堂的頑強不倒，跟李偉當初有一定的經濟支撐和不放棄的信念相關，也跟他社會經營能力關系極大。他不僅拿出全部家當來“賭”明天，還成功地使松堂幾乎成為臨終關懷和養老的代名詞。而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中國，顯然無法不重視這個問題，因為它正在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進入老齡化。

按聯合國的標準，60歲以上的人口超過10%就進入了老齡化社會。中國在2000年進入了老齡化國家。據統計，2005年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已經達到1．45億，占總人口的11%，而且每年還在以3.3%的速度增加。到2050年，80歲以上的老人將超過1億。

中國社科院勞動所所長蔡窻說，未來中國的老年人口總量會是世界第一，老年人口的比重也會是世界第一。養老無疑將是中國即將承受之重。其中，高齡重病老人的生活照料和醫療護理更是未來養老問題中的難點。

不久前，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王振耀透露，中國的全國失能老人940萬，部分失能老人1894萬。他表示，由于缺乏社會護理，一個失能老人最少影響兩個家庭，所以中國現在至少有幾千萬家庭被失能老人的護理問題所困擾。

事實上，在松堂起步發展的時候，中國政府和社會也在逐步地考慮養老問題。早在1992年，時任衛生部部長陳敏章就說過：衛生部準備將臨終關懷作為我國醫療衛生第三產業的重點之一，列入事業發展規劃，促使其健康發展。2004年，國內有的地區醫院評審標準中新增了臨終關懷的內容，從政策導向上予以重視。

上述事實在朱林看來，意味著松堂的事業前景是無限的。工業化的車輪隆隆而過，即便是深受儒家慎終追遠、衷心哀悼熏陶的中國及東亞國家，也抵制不住這個時代公式化的死亡處理程序。正如著名的精神醫學與死亡學家伊莉莎白·羅斯在她的《死亡與臨終》中說的：“一件最后重要的事是，今天的死亡過程在許多方面都是更為可怕和令人厭惡的，就是說，更加孤獨，機械化及非人化……死亡的過程變成孤立而缺乏人情味，絕癥患者被迫從自己熟悉的環境中運出，匆匆忙忙送到醫院。”在這個過程中，人們所能做的是讓死亡變得有尊嚴一些。

松堂，類似松堂的組織，干的正是這個。

專業人才缺失困擾養老行業

先行者的優勢是較早摸索到行業規律性的東西。朱林說，養老的社會化是必然的趨勢，尤其是中國獨生子女政策使它變得更為急迫，“四二一”的家庭構成注定了家庭難以承受養老之重。然而，中國社會對社會化養老準備尚不足，這個行業有很多東西還遠沒有弄清楚。“比如如何照顧老人，讓他們能夠接受進而享受在養老院、臨終醫院的日子，這是很難的。”

進松堂的老人中，起初不少是非常抵觸的。“就像你剛才在大廳里看到的那個老奶奶那樣，不接受這個現實。他們往往會有被拋棄感，有的還變得很有攻擊性。”有個志愿者曾經靠近一個爺爺，想和他說說話，結果那個爺爺拿起手邊剛沏好的熱茶潑在小伙子身上。“老人和一般的成年人不同。”朱林說，現在最急缺的是研究老人心理學的人才。“有研究青少年心理的，有研究婚戀心理的，但研究老人心理學、分析他們精神需要的很少，這方面的實用人才就更少了。”松堂最缺的是心理醫生。

不過，李偉對老人心理的觀察力是較強的。他在《每天擁抱死亡》中記述了多個老人的故事，其中展現了他和老人交流溝通的才能。這也被認為是松堂成功的要訣之一。目前，松堂基本上認定，老人入住后的15天內是非常關鍵的。不管是對老人，還是對家屬，15天都是個坎兒。老人入院和孩子入托一樣，家屬天天來看，未必就好。

另外，朱林說，不管養老也好，臨終關懷也好，護理隊伍是極為關鍵的。和“鳳凰”的田院長強調護理人員要有善心不同，朱林強調，護理人員還要有感情的免疫力。要有善心，是因為這份工作非常辛苦；要有感情的免疫力，是因為經常要直面生老病死。人間的悲喜劇不停上演，如果總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這份工作是做不長的。“曾經有一個護工，和老人朝夕相處，感情很深，老人走了，悲傷得不行，這就不適合了。既要有情，又不能那么有情，其中的關系確實很考驗人。”正是如此，護理人員的流動性是最強的。這和“鳳凰”的情形是一樣的。

再一個值得關注的事實是，如何有體系地保障老人的權益，或者說在他們的權益受到損害和威脅時得到規則的支持，而不僅僅依靠管理者和護理者的良心，尚難有答案。記者看到，不管在“鳳凰”，還是在松堂，家屬和管理者在收費和服務質量上的博弈，是目前唯一的平衡辦法。朱林對此也表示擔憂，“規范其實對雙方都是保護。”

問及個人的選擇，上有八十老母的朱林說，他們兄弟姊妹四個在家里供養老人。“你是否愿意老人住養老院或者臨終關懷醫院？”“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我們應該尊重老人的意愿，讓他們和自己生活在一起。在家庭無法承受，救助也無意義的情況下，我也會把老人送來。”

來源：中國青年報（記者 董偉 白雪）編輯：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