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債危機與美國財政懸崖問題懸而未決、全球經濟復蘇乏力的背景下，兌現為人民謀幸福的政治承諾已成為一張“高額支票”，促使各國的執政黨探索善政善治之道。
在此間召開的中共十八大上，胡錦濤宣示，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共同創造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來。
按照中共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到２０２０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２０１０年翻一番。中共還將“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
與會代表們指出，這一指標既包含了打造“強盛中國”的內涵，也包括了建設“幸福中國”的內涵，體現了發展依靠人民、發展為了人民的宗旨。但是，如何實現幸福，卻是一個開放性的世界話題。
“人民幸福”的全球難題
工業革命以來，人類一直相信物質的發展是幸福的源泉，國內生產總值被廣泛接納為指引幸福的基本路標。伴隨次債危機與主權債務危機的暴發、全球環境的惡化、社會動蕩的發生，很多人的生活安全感下降，改良現有評價體系的實踐正在全球展開。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已倡議制定一個比國內生產總值更能衡量環境社會影響的指標來反映人們的幸福水平。由３４個發達國家組成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甚至還發布了首個“你的更美好生活指數”。
金融危機下政府優先考慮的議程究竟應該是經濟增速，還是內在幸福？
中國在多個省市也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優化政績考核、促進“幸福指標”的舉措。但是，群眾的反響各一，不少人認為幸福是基于個人一地一時的感受，無法進行量化衡量。
經濟增長與幸福的關系也呈現了復雜的關系。《小康》雜志和清華大學媒介調查研究室日前聯合發布的“２０１１－２０１２中國幸福小康指數”，收入依然是最影響公眾幸福感的因素。
從廣東省發布的幸福評價指標來看，經濟增長和幸福水平卻并非正相關。２０１１年，經濟最發達的兩個城市廣州和深圳的群眾幸福感在本省排名中處于中游偏下位置。
廣東省統計局局長幸曉維說，這一結果符合國際經驗，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７０００美元以后，幸福指數不會與經濟增長同步變動，甚至會出現趨勢相逆的情況。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２０１１年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５４３２美元，按現在可比價計算，與４０年前的美國不相上下。
這意味著，從積弱積貧到小康社會再到富強、繁榮的現代化國家，中國的經濟發展仍有很大的空間，但同時中國也需借鑒西方國家的經驗，避免把國內生產總值作為幸福征途上的唯一路標。
十八大代表、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說，從單一追求經濟現代化到囊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在內的更為全面的現代化，中國的現代化已進入全面推進、全面協調、也更加具有中國特色的新階段。
求解“人民幸福”的中國之道
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中指出，“只有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才能筑牢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幸福安康、社會和諧穩定的物質基礎”。
綜合中國已發布的各類遠景規劃，２０２０年，中等收入者將成為中國社會的主體，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社會保障和醫療衛生服務網絡將覆蓋全民，中國將進入創新型國家之列。
雖然中國的經濟總量已居全球第二，但要到２０２０年中國才有可能全面解決無電人口用電問題，使具備條件的建制村都通上水泥路，使每個自然村接上寬帶，每個鄉鎮衛生院都配備１名全科醫生。
長期從事民調工作的廣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執行總監王文俊說：“貧困的、低水平的、短暫的愉悅不是幸福，富裕的‘焦慮’也不是幸福。探索制定一套可測量、可考核的幸福指標就是要迫使各級官員去探尋百姓幸福的‘最大公約數’，使人們更加趨近幸福。”
與發達國家的幸福挑戰不同，中共面臨的一個棘手問題在于彌合差距。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產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向曉梅說，經濟發展速度快的地區，中共和政府要滿足人們由‘生存’到‘發展’的多元幸福訴求，在老少邊窮地區最迫切的任務還是脫貧致富。
十八大代表、中共益陽市委書記馬勇說，農民與城鎮居民收入的差距仍然在拉大，需要改革城鄉二元的土地產權制度，進一步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
面對復雜的國情，廣東省委黨校原副校長陳鴻宇認為，中共要兌現為人們謀幸福、同步進入小康社會的承諾，不能光看平均水平，漠視不幸福的地域和個體，必須識別不幸福的人群，尋找影響幸福指數提升的根源，從而提高整體的幸福水平。
《從“廣東制造”到“廣東創造”》一書作者大衛·弗格森認為，過度的物質主義傾向是西方國家的教訓，對中國來說，幸福治理和經濟轉型同等重要。（記者 程云杰 詹奕嘉 李自良）
